，其中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意，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“提供公民个人信息”。而检察院则认为，根据刚刚生效的《民法典》第1036条规定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，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，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最终，经检察机关监督，公安机关对本案作出了撤案处理。
这一案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，如何处理司法解释与民事基本法之间的关系，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但这一原则是指新旧刑法规范适用的对比，而不是跨法间的比较。在法律体系中，由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显然低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民法典。如果二者有抵触，应该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，尤其是在《民法典》作为最新规定的情况下。
现代社会中，公民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了公民重要的财产性利益，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采取了公法与私法并行的综合性保护方法。然而，由于不同立法和司法保护的侧重点不同，《民法典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能存在出入。民法侧重于对公民个人信息及其使用的平等保护，而刑法则侧重于对严重侵犯个人信息法益行为的打击。
本案涉及的企业公开信息中的公民信息，是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营需要进行信息公开的，一般包括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等个人的信息。如果限制该信息的流转、使用，反而与该信息公开的目的相违背。企业公布有关个人信息也是个体利益让渡公共利益的结果。因此，对该类信息加以合理利用，在普通民众期待的范围之内。将这类公开的个人信息加以利用，民法都不追责，刑法的介入就有高射炮打蚊子之嫌。
新《民法典》的施行对我国刑事法治必将产生广泛影响。在维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，如果在民法上都不构成违法（如侵权或者违约），就不可能构成需要刑罚加以惩罚的刑事犯罪，这是司法必须把握的边界。在法律体系中，刑法始终是后盾法，其基本品格必须保持谦抑。
